近日，湖南省邵東縣一名高三學生龍某在教師辦公室中用刀將班主任殺害。目前，犯罪嫌疑人已被刑拘，案件在進一步調(diào)查中。在接受記者采訪時，龍某表示，“我從來沒把他的命放在心上。”當被問到“是否后悔，覺得抱歉”，龍某反問，“有什么好后悔，做都做了。我又不認識滕老師的家人，為什么要感到抱歉？”

敬畏生命，是教育不可少的底色（智春麗）

悲劇背后反映出的共性問題，值得警惕。近年來，教育領域深入改革，義務教育逐步回歸“培養(yǎng)健全的人”。但升學壓力較大的高中，尤其是條件相對有限的縣城高中，還是薄弱地帶。青春期的成長詞典里如果只被“高考”“一本”“二本”這樣的關(guān)鍵詞占據(jù)，缺失了夢想、快樂、尊重，生命意識的發(fā)育就無從談起。孩子們的自尊心長期蜷縮在毫無表情的試卷分數(shù)、等級森嚴的考試排名之后，本就不充沛的心靈能量就會被一次次消耗。在某些情況下，任何微小的觸發(fā)因素，都可能成為“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”。

據(jù)報道，小龍沉迷網(wǎng)絡小說后，不僅成績下降，還顯露出怪異舉動。這些信號為什么沒有被及時注意到？無論學校還是家庭的心理援助，能否及時到達？遺憾的是，監(jiān)測都失靈了。

如果學校教育給小龍展現(xiàn)了足夠的想象空間，他或許就不會對未來滿不在乎；如果有心理咨詢師及時發(fā)現(xiàn)小龍的心理問題，他就不至于釀成大錯；如果他的父母能多和孩子說說心里話，他的內(nèi)心就不會包裹上厚厚的殼，呈現(xiàn)出罕見的冷漠。

走出漠視生命的盲區(qū)，才能移除校園血案的土壤，這需要全社會的努力。不要等到下次悲劇發(fā)生，再扼腕嘆息。

殺師少年的反社會人格怎樣形成的？（吳非）

龍某的反社會人格怎樣形成的？貧窮不是理由，親情缺失也不是理由。報道突出了他的“看小說”，但是，能把他的暴行歸咎于“看小說”嗎？

中小學生應當多讀文學作品，在閱讀中感悟思考，獲得教養(yǎng)。但我覺得，龍某的“閱讀”沒有給他的精神帶來滋養(yǎng)，反而助長了他的暴虐——不是他讀多了，是他讀錯了！龍某在閱讀中，感興趣的人物是“腹黑的、智商高的、感情淡漠的反派角色”，“喜歡的反派死了，我就換一本”。這樣的審美趣味是怎樣形成的？和當今社會文化有沒有什么關(guān)聯(lián)……這真值得我們反思。

事實上，學生的審美趣味和教育相關(guān)，和環(huán)境相關(guān)。目前，家庭學校在關(guān)注什么？“父母問得最多的是成績”，而學校關(guān)注的是他“月考交白卷”（請注意“月考”這個詞）。這種教育狀態(tài)容易忽略學生的人格養(yǎng)成，而缺乏指導、品位低下的“閱讀”，也會讓龍某喪失人格與判斷力。龍某殺師是極端個案，未必有典型性，即使在應試教育困境中，絕大部分學生仍然能守住道德底線。不過，比之龍某的極端殺人，更多的人可能表現(xiàn)為冷漠無情，這也令人擔憂。

人的高貴源自教養(yǎng)，教養(yǎng)來自“精神底子”，少年兒童求知欲旺盛，好奇心強，這一時期的閱讀量和閱讀視野，影響價值觀的形成。沒有好東西充填，邪惡的種子就可能乘虛而入。人在成長期開始有人格追求，往往精神饑渴，需要大量地閱讀人文學科知識，需要優(yōu)秀文化熏陶，而目前的應試教育能擔負得起這樣的重任嗎？

不要過度闡釋殺師這個極端個案（曹林）

從記者翔實的調(diào)查報道看，這應該是一起極端個案，一個身上有著極端反社會人格的病人制造的一起血案，并沒有什么深刻的社會原因、體制根源或教育癥結(jié)，更與師生關(guān)系惡化的教育生態(tài)沒有關(guān)系。這種極端反社會人格，從其接受新華社專訪時可以清楚地看出來。被問到對殺死老師有沒有悔意時，龍某說“我從來沒把他的命放在心上，看到他痛苦的眼神我想笑”——一個心智正常的人絕不會說出這種話的。

并不是每一個讓人震驚的血案背后都有一個深刻的社會原因。評論者的一個習慣是，喜歡將不可理解的社會問題都推給一個抽象體制，或套進一個方便使用的“套路”，而不去深入到個案和事實中尋找具體個案的根源，于是就有了很多脫離事實的過度闡釋。留守確實有問題，師生關(guān)系確實有大問題，高考壓力確實扭曲人的心靈，可這起血案真的跟這些問題沒有關(guān)系。

就拿邵東這起血案來說，只有脫離那種“判斷套路”的束縛和誘惑，擺脫尋找“深刻社會原因”的自以為是，遠離“迫切歸因癖”和“規(guī)律強迫癥”，而深入調(diào)查報道中去解讀殺人嫌犯的心理，還原他的成長經(jīng)歷，還原他的日常生活，也許才能找到他拿起屠刀的答案?；谶@個事實，也許才能形成有效的反思。